揭秘清末鸦片战争对日本产生的巨大震动（转载于学科网）

840年的中英战争爆发虽与日本无关，但对日本社会各阶层的震动很大，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面对西方侵略东方，当时普遍存在焦虑心态。出生于1830年的武士教师吉田松阴就是其中代表人物。

1853年1月，培理率美国舰队驶入日本江户海湾，要求与日本通商。吉田松阴痛感大和民族危在旦夕，日本即将成为印度和中国之后的西方猎物。与曾国藩不同，在日本临近被西方征服的危机时刻，吉田松阴摒弃了传统思想的束缚，他不是新瓶装旧酒，而是旧瓶装新酒，促使武士道和国家文明实质转型。

为了学到西方真东西，吉田想尽各种手段。1854年3月，在培理率美国舰队二次来航将要离开日本之际，吉田冲破幕府的锁国禁令，试图通过密航出国考察，不料被美国水兵发现，被赶下船。

虽然“偷渡考察”失败，甚至由此被判了一年徒刑，但吉田没有停下以“近代化武士道”救国的脚步。出狱后，他创办了“松下村塾”，招揽了大批武士后生精英。

在吉田松阴之前，武士道要旨是武士对主人的忠诚。吉田松阴通过“新型传道授业”，将其上升为“天下兴亡、武士有责”。他积极倡导把武士道由武士阶层普及于一般民众，提倡将武士对主君的主从一体关系上升到民众对国家的一体关系。将忠信相依，生死与共的武士阶级的内在联结，贯穿到民众与国家的忠信相依，生死与共的内在联结。

吉田松阴带出很多高徒，他们都是近代化的新武士代表。他们不排斥西方文化，充分了解外部世界，并加以理性的分析。在实事求是评估西方各种情况的基础上，有方向、有步骤、有重点地吸收和学习，充分体现了日本志士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从一定程度上看，正是以吉田松阴为代表的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这种新武士精神才扭转了开国后的日本历史轨迹，使日本在摆脱开国所面临的一系列思想困境后，转而迈进了近代化的行列。

“留洋未遂”的吉田对中国旧文化的那套理论不以为然。他根据自己对中英战争的理解，作出了“满清为夷所侵，瓦解土崩，无足论者也，卒之山金请和而后止，然其间不见复有唱义焉者，何其不振之甚也。盖由纲纪废驰，而贤才不用，操习不熟尔”的结论。

他认为，清国之所以败于英国，是因为内部政治腐败、民族一盘散沙，不在洋务而在内务。他认为国家兴亡之道关键是内政不是外交，是治民不是治夷。“民内也，夷外也，谋外而遗内者凶;治内而制外者吉”。只有内修国政，才是不虑外敌的根本之策。吉田断言，觉醒开国后的日本必是一个近代化完整而强大的统一体。

随后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验证了吉田松阴的判断，而曾国藩的理论却被历史淘汰。武士道能救日本，仁道却救不了中国，盖因“内质新旧”。

与老迈的曾国藩人生形成鲜明对比，出身武士世家的吉田松阴，二十几岁就成为日本幕末时期闻名的志士思想家。他没有像曾国藩那样慎言慎行、寿终正寝，而是敢想敢干、实言实行。

1859年，为了推动日本改革内政、对外开放，吉田策划刺杀幕府重臣、保守派头子间部诠胜，结果事情泄露，被幕府处极刑，死时年仅29岁。吉田松阴牺牲后，他的学生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人继承遗志、继续倒幕运动，直至开启日本历史翻天覆地的一页——明治维新。

张居早在隆庆帝时期做内阁次辅时，就提拔过戚继光，举荐他为蓟辽总兵，总管东北方军务。但没多久戚继光就跑到内阁找张居正发牢骚，说蓟辽的兵没法带。张居正深知兵制的弊端，于是鼓励戚继光训练一支新军。所以可以说张居正的改革是从隆庆四年的兵部开始的，从戚继光开始。为了支持戚继光，张居正从极为艰难的朝廷财政中挤出军费来，让戚继光从浙江招募五千人，训练新军。相对于本兵，这支部队叫客兵。相当于现在所称的志愿军、雇佣军。这得靠真本事，要不留不下来。就这样，戚继光在张居正的支持下，组建并训练出一支快速反应部队，戚家军。

张居正对戚继光信任有加。明朝的总兵是部队一把手，但上面还有一个总督。总督既是地方行政长官，又领导总兵。过去只要总督和总兵产生矛盾，朝廷一定是撤换总兵，而不会换总督。张居正不一样，当戚继光这个总兵和总督产生矛盾以后，撤换的都是总督。而且每个总督上任，张居正都会找他谈话，要他支持戚继光的工作。戚继光当了十三年的蓟辽总兵，蓟辽没有发生一次战争，蒙古也没有一次进犯，这就是富国强兵的威慑力量，既是戚继光的功劳，也是张居正知人善任的功劳。

张居正与戚继光的关系，是万历时期官场的一个健康标本。将相和，甚至心心相印。不管别人怎么攻击戚继光，张居正始终对他信任有加，长久对他委以重任。戚继光有一个爱好，喜欢吃猪头肉，每次过春节的时候，张居正就在北京把猪头肉做好，派人送到蓟辽总兵行辕。戚继光收到猪头肉，就拿去和将士们一起分享。

做了首辅后的张居正，把他与戚继光的这种关系，示范到整个国防建设中。万历初年，张居正不提倡频繁地换干部，各地的封疆大吏、总兵，他提倡久任制。当然，久任并不等于不升官。你在一个地方干久了，有了政绩了，就给你升官。比如说，你还是一个四品的总兵，但给你挂一个兵部左侍郎的衔，不是变成二品的官员了吗?这种军官提拔制，给了前线指战员很大激励。英雄不问出处，只有有能力建功立业，前途无量。

张居正的军政举策，成就了很多将领。除了戚继光，还有很多很多。

诸如李成梁，他的成名也得益于此。

李成梁是个寒门子弟，家境贫寒，四十岁之前默默无闻。本来以为平淡一生，但是，自隆庆时期有机会展示军事才能，才开始被人关注。到了张居正执政的万历元年，终于飞黄腾达，被任命为辽东总兵官。

在张居正的万历新政激励下，李成梁玩命杀敌，是蒙古军女真军的克星。他“师出必捷，威振绝域”，战功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正是这数不胜数的战功使李成梁成了辽东的一根定海神针。其面对大大小小的游牧部落，无论是他们单独挑衅还是联合出兵，都一一将之挑落马下，史称“边帅武功之盛，两百年来所未有”。大明二百年的边防，尤以李成梁取得的战绩最霸气。

东北女真部落在李成梁的刀下，难成大气候。当然，张居正和李成梁都万万没想到，最后竟让女真的一个分支建州女真做大，夺了大明江山。如果有他们在，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恐怕也会生不逢时，难立盖世大业。

对于屡立战功的辽宁总兵李成梁，张居正力主给他封侯。虽然最后没有得到侯爵位，但是得到了伯爵位，宁远伯，不是侯爵，是伯爵，仅次于侯，享受一品大员以上待遇，对寒门子弟李成梁来说，这也算是祖坟冒青烟了。

张居正通过重用戚继光李成梁这样拥有战功的战将，向大明的将士们传达这样信号——封妻荫子，万户侯没有问题，只要能给我打胜仗。

在张居正之前，大明学两宋实行文统军制，主管军事的统帅都是进士出身，指挥和实战脱节。但是到了张居正这，改了，文人议政，武人统兵，武将们获得了军队的独立指挥权，开了武人治军的先河，又提高了武将社会地位。于是万历初年张居正新政下，明朝军营出现了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名将。“九边”指挥官全成著名将领，除了蓟辽总兵戚继光、辽东总兵李成梁，还有山西总督王崇古，昌平总兵杨四畏，保定总兵傅津，延绥总兵贾国忠，陕西总兵白允中，甘肃总兵陈锐等。这些将领的出现，令大明的国防达到了固若金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