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缺米，范仲淹一眼就看出了漕运的贪腐猫腻（转）

北宋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宋仁宗发现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开封缺米，京畿军队没吃的了。

这件事神奇到什么程度呢？当年还不是皇帝的宋太宗反对哥哥宋太祖从开封迁都洛阳的最大的一个理由，就是开封的漕运非常发达，从四面八方的河道运送来的粮食，足够支撑京城数量庞大的禁军。

但是现在，开封居然缺米了，仁宗一问，原来是最大的产粮区长江流域的米运不过来。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长江流域米是这么运到开封来的：

各个路的转运使将供给开封的粮食征集起来，然后通过当地密如蛛网的天然水道和人工河道送到中转站去。长江以南的过江送到真州（今江苏仪征），长江以北的送到楚州（今江苏淮安）、泗州（今安徽泗县），然后再交给开封派过来的发运使。

完成了送粮任务之后，这些各州的船只又装满盐返回，随后就将送粮队伍遣返回家，各自忙各自的事情，等第二年粮食成熟的时候再。

运河水浅，不能行走吃水深的尖底船，所以发运使就用平底大船装载着这些粮食顺着风平浪静的运河北上去开封，免得平底船在渡过长江的时候经不起江风大浪，有翻覆的危险。

虽然转运使每年只送一次粮食到中转站，但是发运使每年要往开封送四次，到了冬天运河结冰之后，运粮的士兵就放假回营，到春天冰融之后再回来运粮，这个放假谓之“放冻”。正因为有这样的假期福利，所以运粮的士兵很少逃亡，队伍相当稳定。

按道理说，在这样的一套完善体系下，只要长江流域不严重歉收，开封是不会缺粮的。

迷惑不解的宋仁宗把问题抛给了大臣，地方工作经验丰富、又是一个经济学天才的参知政事范仲淹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猫腻：漕运肯定出现了贪腐了。

于是，胸有成竹的范仲淹推荐了自己的一个手下，三门发运判官许元去调查这件事。

许元是安徽宣城人，常年在黄河边工作，对漕运比较熟悉，工作能力强，同样是个经济好手。

很快，升任江淮制置发运判官的许元就发现了里面的大问题。

本来负责征粮的转运使和负责运粮的发运使是各司其职互相监督的，但是因为发运使经常可以往来京城，跟朝中大员的关系越来越好，权势就越来越重。

不管是征粮还是运粮，都是一笔肥差，发运使的权力大了以后，渐渐就把各路的转运使排除在外，不让他们涉足征粮的事情，整个环节全部都改为了发运使负责。

大家都知道，一旦出现这样的绝对权力，那贪腐是肯定免不了了。

随后，从发运使的各级官员，到地方州县的各级官吏，纷纷都参与到这场切蛋糕的贪腐狂欢之中。

底层的小吏征粮的时候百般刁难强索贿赂，中层官员层层剥削底层小吏，上层官员忙着兼并各地的转运司势力，导致各种文件漫天乱飞，出现问题谁都不知道该找谁解决，追究责任的时候所有人都能完美推脱，连运粮的船夫都学会了贿赂官员之后投机倒把，在各地贱买物资，回到京城来溢价卖出挣取差价。

这样一来，运粮的船只成了夹带私货的工具，负责当纤夫的士兵失去了“放冻”假期，冬天运河结冰了也要破冰拉船，甚至有士兵一直到死都没有假期回家的。而他们死了以后，发运使也不补充新人，转而征用廉价民夫来拉船，趁机吃这些死亡士兵的空饷。

所以这件事的结局就是，虽然运送粮食的漕运越来越繁忙了，但是送到开封的粮食越来越少，大批粮食积压在真州、楚州、泗州。

许元发现这个情况之后，立刻就回京给宋仁宗和范仲淹做了详细汇报，建议重新恢复各路转运使的职权，让他们紧急绕过发运使，增派船只运粮到开封，今后继续各司其职保证开封粮食的供应。

仁宗很开心，当即下令按照许元的建议执行，于是上千艘大船装载着粮食直奔开封，解了燃眉之急，许元也顺利升任发运副使。

但是这事没搞多久就出事了，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失败，他于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六月被罢参知政事去了陕西，许元作为范仲淹的亲信自然也受到牵连，失去了江淮制置发运副使的职务。

没了范仲淹和许元的监督，发运使又重新开始回到轰轰烈烈的贪腐老路，京畿驻军的粮食，只能继续这样拆东墙补西墙地艰难维持着，直到十四年之后的嘉佑三年（公元1058），仁宗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终于想起了许元的建议，下诏两年之内厘清转运司和发运司的职权，大力造船、清理账目、补充士卒，这才让漕运重新顺畅起来。

而这时候，范仲淹已经去世六年，许元也已去世了两年。